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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郊区的家庭农场：“苛严”下的农地流转试验

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胡光村，5月10日下午，现年56岁的本地农民杨玉华戴着草帽穿着胶鞋、背着双手站在田埂上，在他的右前方，一台乳白色的多功能水稻直播机，正在滚滚泥浆中低吼着前行。

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在中国工业最发达的上海市松江区郊区，时下也在进行着一场与农地流转有关的基层试验。然而，与众不同的是，这场试验试图回答如何在保持现有土地制度不变前提下，谁来种田的问题。

这也是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在城镇化的推进、耕地减少的同时，大量农民也因分散种植无法产生可观收益，进而选择告别农业进城务工，这在以上海为代表、工业高度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尤为突出。

在松江泖港、新浜、叶榭三镇进行的家庭农场试验由此而来。

2007年，已外出打工20余年，村里曾经的催芽能手杨玉华回村，经村委会流转承包136亩耕地，成为这场试验的第一批参与者。

去年7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等18个部委联合对农业经营体制等问题进行全国调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率队赴松江调研家庭农场。今年1月，“家庭农场”首次被写入2013年“一号文件”。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5月上旬在上海松江的田野调查，以及国研中心农村部对松江家庭农场调查报告显示，这是一场事关中国农业未来发展全局、推行极为慎重的基层试验，而对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最为充分的长三角地区，松江家庭农场试验具备普适性。

回村种粮

从上海市中心出发，上南北高架路向西南行，经内环、沪闵高架路，约摸1个小时，便可到达38公里外的松江新城，再向南行遇黄浦江，顺江而上便是上海市的传统农业产区浦南地区。

沿着乡村公路，一路可见巧克力块般规整的麦田与密布的河网沟渠互相衬映，杨玉华所在的泖港镇，便是松江家庭农场试点镇之一，而今年已是杨玉华承包村里耕地的第六个年头。

5月10日是杨玉华播种早稻的日子。按照计划，下午他将使用镇农机合作社的水稻直播机，种完30亩水稻。

“一亩地8斤种子，不能多也不能少。”中午刚刚驾驶着三轮车，从不远处的家里拉来种子的杨玉华对本报记者说，顺手他从蛇皮口袋里抓起一把种子，如捧着金子般开始数着发芽种子的数量，以得知这批种子的发芽率。

杨玉华介绍说，催芽是个要求很高的活，要是不会催种子会烂掉，不仅浪费了种子，同时也就耽误了农时，而1957年出生的他，年轻时便已是生产队里的催芽能手，他今天要播种的水稻种子，发芽率在97%左右。

由于父亲去世得早，杨玉华很早就开始负担整个家庭，上世纪80年代，他告别所喜爱的农业外出打工，这一出去就是二十多年。2007年下半年，松江区推行家庭农场试验，杨玉华成为当年通过村委会承包农地的唯一经营户。

按照与村委会签订的农地经营权流转承包合同，杨玉华的136亩农地承包期限只有一年并且只能用于农业生产经营，而村委会选择杨玉华，不仅因为他是本村农民，而且也是看重了他对种地有感情——由老资格村民开会商议选择后的结果,此前,村中也有外地人承包农地经营,但试验时均被村委会收回。

外地人与本村农民种田有何差别？

“一些外地人种田打药水、袋子都在田里，瓶子扔到沟里。”杨玉华说，外地人和本村人差别在于对待耕地的态度不一样。在他看来，一些外地人更多追求的是短期经济利益，往往过量使用化肥农药，最终掠夺式的生产破坏了地力，不利于农地的长期持续经营。

杨玉华指着面前的水田说，这是他之前经过深耕，并种植紫云英育肥后的土地。

根据松江区农委制订的“三三制”等相关规定，每个家庭农场经营者，每年春季都要执行三分之一土地深翻、三分之一土地种植紫云英绿肥、三分之一种麦的规定。

“如果被上面看到违反合同和规定，待再次承包时就会取消申请资格，而如果你种得好，再续约时享有优先权。”杨玉华说，“每年打的稻谷至少70%要卖给国家作为储备粮，其余我们自己吃或卖给其他村民。”

而杨玉华使用的农药、化肥和肥料等农资，则由区统一的农资服务超市直接从厂家采购，并配送到家庭农场，而目前，根据家庭农场规模，松江区已建立14家农资服务超市门店。

此外，松江区农技中心、镇农机服务中心向家庭农场提供种子技术，以及产前、中、后期涉及病虫防治、气象信息、农机农艺、土壤检测等全方位服务，而松江区也协调粮食局，对家庭农场水稻收购提供烘干设施，使得水稻机械化收割后便可直接运往粮食收购站烘干卖掉。

杨玉华介绍说，由于机械化程度提高，目前他承包的农地，平时田间管理只需他和老伴2人便可完成，而农忙时他们会请亲戚帮忙。

2008年起，杨玉华种植的水稻每亩产量稳定在600公斤以上，小麦产量则能达到400公斤。剔除农药、化肥、农资成本，加上国家和上海市、松江区的种粮补贴，卖掉粮食每年他纯收入在12万元左右，平均亩纯收入超过900元。

也是因为经营得好，2008年，杨玉华与村委会再续约3年，目前则是他2011年第三次续约3年期内的经营，而每次续约时期，因规模经营效益可观，村中也出现了更多的竞争者。

松江区农委主任封坚强对本报记者透露，2012年，泖港镇家庭农场申请户是实际需要户的两倍多，每当挑选新的家庭农场户时，淘汰率过半。

“对于我这样60岁便要退休的农民，对流转期限长短没有太多要求，但对一些年轻的农民，他们更希望承包期限能够更长一些。”杨玉华说。

村内流转与制度配套

杨玉华关于承包期限的说法，在邻村腰泾村34岁的家庭农场经营户李春风那里得到了验证。

2008年，李春风辞掉在松江一家合资企业的工作，选择回村接替已于60岁退休父亲承包的农地，继续进行规模化种植。2011年，李春风再次续约，在将原本承包的117亩土地扩大至200亩的同时，他还管理着占地3亩、由政府投资的现代化猪舍——为上海松林工贸有限公司代养生猪，并用猪粪肥田。

李春风对本报记者介绍说，去年他一家五口人获得种粮收益16.8万元，累计上市3批1446头生猪，按照50元/头代养费计算，再加上养猪奖励，获得养猪收入8.5万元，两项合计收入25.3万元。

松江区农委的一位官员对本报记者说，农户从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中看到了可观效益，自然想延长承包期限持续经营，而为了稳妥起见，故采取逐步试点摸索的办法，目前已将1年期限变为3年，同时对于一些年轻的农户，承包期限可根据其实际经营状况延长至5年甚至更长。

另据本报记者多方了解，在此背后，松江区推行家庭农场试验有着更多基于松江现实、全盘审慎的考虑，而农民种粮获得可观利润，亦离不开包括各级财政补贴等在内的全方位制度配套。

以松江区对农地流转100～150亩适度规模规定为例，之所以如此，这是依据上海市当地耕作水平和农业生产力状况，以及家庭农场经营能力和收入角度测算的结果。

国研中心农村部调查报告显示，按照户均2～3个劳动力计算，并在农忙季节雇1个工的情况下，松江单个家庭户最多可以经营300亩耕地，而目前上海农民夫妻俩一年务工收入约4万～5万元，要使家庭农场户获得比较体面的收入，考虑到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劳动强度，粮食家庭农场经营者人均纯收入至少要比打工收入高出2倍左右，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规模要在80亩以上。

之所以通过村委会，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内流转，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对本报记者表示：“农村土地是农村农民集体所有，所以松江家庭农场现在是在本集体内部通过土地有偿流转而取得经营权。”

而在猪舍旁边的辅助用房里，李春风给本报记者算了一笔他的种粮账。

李春风的种地成本构成中，为获得村中土地的经营权，他需要先通过村委会流转其他村民的土地，一亩土地的流转费用按照500斤稻谷的市价折算，目前的成本为每亩700多元。

再加上化肥250元/亩、农药150元/亩、人工250元/亩以及深翻、收割170元/亩的成本，每亩土地总成本在1520元左右。而以每亩600公斤稻谷产量，1.42元/斤收购价计算，李春风单纯卖粮收入1704元，每亩水稻净收入只有184元。

然而，这并不是李春风种粮收入的全部构成，水稻之外，还有1/3的土地种植小麦，平均200元/亩的净收入，以及450元～500元/亩不等的各级财政补贴，总体核算下来，李春风每亩耕地的净收入接近1000元。

国研中心农村部的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松江区各级政府提供的农业补贴约2607万元，来自中央财政、上海市财政和松江区财政分别占14%、40%和46%，而根据调研组对100个家庭农场的数据分析，户均获得补贴56746元，亩均补贴498元。

而相比于近年来在江西、安徽等地由农户直接将农地流转给外地种粮大户，动辄上万亩农地集中经营的做法，国研中心农村部的调查报告认为，松江家庭农场为发生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内的土地流转，在确定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度”的同时，也确定了土地流转条件和合理租金。

此外，上述报告认为，松江试验也明确了家庭农场准入资格和退出机制，以及经营者的续包条件。

流转权是推行之本

“只有让农民种自己的地、打自己的粮，他才会尽心尽力。”今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上发表的《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一文中称。

尽管目前无从确认松江家庭农场试验对陈锡文有多大启示，但从国研中心农村部调研组去年7月在松江的调查细致程度，以及外地密集前往上海松江“取经”来看，2013年“一号文件”中写入“家庭农场”并非偶然。

当时随国研中心农村部调研组出行的一名上海本地官员对本报记者透露，在为期一周的调研中，调研组基本每天都在基层密集地与农民交谈，并且回来后开村、区、农委多层面的座谈会。

“他们要看原始的数据，为了说明农忙季节的详细支出，杨玉华甚至拿出了一本他记在台历上的账本。”上述官员说，而目前，几乎每周都有外地官员前来松江考察学习。

国研中心农村部统计的数据显示，自2007年下半年松江探索发展适度规模的粮食家庭农场，到2012年，粮食家庭农场户数达到1173户，经营面积增加到13.38万亩，占该区粮田面积的77.4%。

因种粮农户积极性提高，盛亚飞在今年的上海市农村工作会议上介绍说，松江的户均粮食产量从2007年的1.8万公斤提高到2012年的6.6万公斤，提高了2.5倍。

而在充分肯定松江家庭农场试验的同时，国研中心农村部调查报告同时明确了推行家庭农场的条件：

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和人地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二、农业机械化程度大幅提升，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物质条件;三、地方财力强劲，反哺农业的能力增强;四、构建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业规模经营提供全程服务。

也是基于对松江家庭农场全方位的调查，国研中心农村部调查报告认为，务农收入高于务工收入，以及实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推进现代农业的两个前提。“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及大城市郊区，已经具备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

而在土地流转制度变革方面，上述报告称：“保障承包权、分离经营权”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制度内核。“松江区探索的启示是：要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保障原土地承包全权人利益是前提，实行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是基础。”

从政策层面看，“下一步要研究完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可分离的政策和法律，在保障土地承包权的同时，对农业经营者的土地经营权进行合法保护。”国研中心农村部调查报告称。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5月14日在邮件中则对本报记者表示：“村内流转、跨村流转，共同点是有了流转权，差别是流转合约的选择不同——后者总是千变万化的，重要的是要有流转权，这个权定义清楚了，总能找到合适的流转方式;什么时候不合适了，再调整就是了。”

“流转权是本，流转方式是末，不要倒过来。”周其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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